正如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所阐明的,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危机,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而与此相伴生并绵延至今的,是中国人的“文明的焦虑”,或者进一步说是“文明的不自信”。不过,对于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东方人而言,转而向西方学习并非自然而然,而是如众所周知的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出来的。当是时之文人中流朦胧地意识到“不效法他人,必致亡国灭种”,那么,向西方——即向现代文明——学习的大门就再也关不上了。
百余年“西学东渐”,从有形的,到无形的,从器物的...
.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个早已被大历史所限定的“历史情境”中理解“革命”的意指(sense)和所指(reference),即当时之“革命”中占据优先地位的已不是以“个人”为轴心的法理秩序构建,而是以“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为轴心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这不仅是反抗民族压迫(民族主义)、解决民生疾苦(民生主义)的前提,也是宪政民主和人权(民权主义)的隐含前提,“亡国奴”是没资格谈“人权”的,连“自尊”与“民族”都不要的人是没资格谈“自由”的,相应地,“五四”之前的个人话语也就不得不让位于共同体话语(民族话语...
.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曾指出,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即是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滕尼斯的话换换成中国语境,我们可以说,中国自晚清以来的现代转型,即“旧邦新命”,目标就是由“势即理”的礼俗秩序转型为“理即势”法理秩序,前者是一种“势”下的秩序,执一,基于...
.“势”既是中国人安全感的归宿,也是恐惧感的出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全赖于此,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士志于势”成为了中国人的实际的、主流的心态,尽管大家仍然心照不宣地唱和着“士志于道”,“得”即“德”,“势”即“是”,把“地位”当成“存在”(being),把“排场”当成“气场”,把“阔气”当成“底气”,把“体面”当成“尊严”,“成王败寇”成为了唯一的度量衡。
当然了,对某些自以为负有“天命”者,“势”之“欲”则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在朝的可以怀“宰相梦”,妻妾成群,光宗耀祖,在野的...
.我们知道,儒家是贬抑“身体之欲”的(“存天理,灭人欲”),且不管它,我们接下来要内在地考察一下儒家的义理结构即汉武帝后历代王朝所“执”的这个“一”提供了一个怎样的“行程”,以及是否具有一种上升性的力量或者说超越性的力量来支撑起儒士们的“志”与“思”进入形而上的高阶境界,以“志于道”而不是“志于势”、“喻于义”而不是“喻于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前面我所说的“‘礼教’即‘势教’”的命题就会被证伪,否则,那就会进一步强化我们的判断。
1) “儒教”之“志”,达不到宗教信仰的形而上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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