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个早已被大历史所限定的“历史情境”中理解“革命”的意指（sense）和所指（reference），即当时之“革命”中占据优先地位的已不是以“个人”为轴心的法理秩序构建，而是以“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为轴心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这不仅是反抗民族压迫（民族主义）、解决民生疾苦（民生主义）的前提，也是宪政民主和人权（民权主义）的隐含前提，“亡国奴”是没资格谈“人权”的，连“自尊”与“民族”都不要的人是没资格谈“自由”的，相应地，“五四”之前的个人话语也就不得不让位于共同体话语（民族话语...

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曾指出，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即是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滕尼斯的话换换成中国语境，我们可以说，中国自晚清以来的现代转型，即“旧邦新命”，目标就是由“势即理”的礼俗秩序转型为“理即势”法理秩序，前者是一种“势”下的秩序，执一，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