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既是中国人安全感的归宿，也是恐惧感的出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全赖于此，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士志于势”成为了中国人的实际的、主流的心态，尽管大家仍然心照不宣地唱和着“士志于道”，“得”即“德”，“势”即“是”，把“地位”当成“存在”（being），把“排场”当成“气场”，把“阔气”当成“底气”，把“体面”当成“尊严”，“成王败寇”成为了唯一的度量衡。

当然了，对某些自以为负有“天命”者，“势”之“欲”则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在朝的可以怀“宰相梦”，妻妾成群，光宗耀祖，在野的...

我们知道，儒家是贬抑“身体之欲”的（“存天理，灭人欲”），且不管它，我们接下来要内在地考察一下儒家的义理结构即汉武帝后历代王朝所“执”的这个“一”提供了一个怎样的“行程”，以及是否具有一种上升性的力量或者说超越性的力量来支撑起儒士们的“志”与“思”进入形而上的高阶境界，以“志于道”而不是“志于势”、“喻于义”而不是“喻于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前面我所说的“‘礼教’即‘势教’”的命题就会被证伪，否则，那就会进一步强化我们的判断。

1） “儒教”之“志”，达不到宗教信仰的形而上层次...

“欲”而有“思”，“思”而定“志”。“欲”是“思”动力，“思”是“志”的引航。“欲”有两个范畴，“思”也有与之相应的两个范畴：

一是“身体之欲”，属于形而下的“低阶欲望”，即“‘活’之筹划”或曰“生存之筹划”，属于流变性、变化性、寂灭性、特殊性、偶然性、实证性、情境性等即“多”的范畴（becoming），对应的是权衡利害、得失、好坏、强弱、胜败等外在之“思”（rationality，即筹划性，计算性，合算性，宜得性，工具理性，以福利为旨归，“得”），并对应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所假定的基于“自我保存”的社会冲突模...

文字改革

文字将人类带入文明；书面语言使我们走向现代。古老的汉字是思想的枷锁；使用先进的书面语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文字改革不宜突变，立即取消汉字不现实；反对使用汉语拼音则是愚昧无知。同时使用两种文字，平稳过渡是最好的选择；过渡是长期的，日本过渡了近千年，至今还没有结束。

中国语言学界的悲催（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