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一生相伴43年，极少吵架，多是冷战。父母最大的一次冷战始自1961年初冬，持续近两年。

1961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有关在农村进行社教的指示，要求“结合秋季分配、秋季征购、冬季生产、整风整社和春耕生产准备工作，针对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中间还存在的思想问题，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

当时，母亲怀有身孕，即将生产。父亲却被派往礼县农村开展社教。临走前父亲叮嘱母亲：你生时写信叫我回来。

那些年，形容仓皇的父亲

孰料父亲一走就是70天。母亲临盆时，独自一人，孤零零...

1950年代末，父母前后调至天水。父亲任天水师范专科学校政治教员，母亲在天水专区公安处当会计。彼时，父母已有两儿一女，最大的和平不过五岁，最小的大姐刚满一岁。外婆也一同来到天水，帮父母照看孩子。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因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直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弊端，触怒龙颜，彭德怀、黄克诚等人被毛泽东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庐山会议”风向陡变，由纠正“大跃进”之错逆转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

“反右”期间，父亲平安无事，我一直感到不解。以我对父亲对政治时事的热衷，以我对父亲的了解，他不是那种冷静理性，善于察言观色，能够未雨绸缪的人。直到我最近阅读父亲在不同时期留下的交待材料和思想检查，才恍然大悟。

父亲在“反右”中谨言慎行，“得益”于“三反五反”中组织对他的“处分”。

在1968年8月10日的“交待材料”中，父亲写道：在岷县税务局任副局长期间，由于“工作中主观、骄傲，方法简单，对通知要求过高过严，使一些同志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工作，对自己意见很大，严重地影响了相互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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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加入地下党的经过

父亲在世时，没跟我们讲过他参加中共地下党的经过，只记得早年间，听父亲说过一次被特务盯上，逃亡的经历，至于他加入地下党的过程，我一无所知。

前不久，弟弟从老家储藏室翻出些父亲的遗物。他欣喜地发现，父亲文革中的交待材料，专门写了这段经历。

两份分别写于1968年7月31日和1969年4月4日的交待材料，父亲详细回忆了参加地下党前后的情况：

1948年2月的一天，在小川镇街上，父亲遇见小学同学郝万杰。他叫上父亲，边走边聊，来到他家对面河边的一棵柳树下，郝万杰对父亲说：“国民党快...

写作伊始，我曾声明“只想书写我所知晓的关于父亲的一切。哪怕一鳞半爪，谬误其间，也不怕。这只是互联网时代家族的私人写作，可以不断补充，也能及时修正。”

行文至此，获得父亲文革期间若干思想检查、交代材料、申诉信、日记等诸多原始资料，兄弟姐妹根据自身经历不断补充指正，针对前期文中存在的疏漏、错误，特修正补充。

关于祖父

1949年中共建政前，父亲家中有曾祖母、祖父母等九口人，土地十二三亩，牛一头，劳作一年，粮食也不够吃。每年青黄不接之际，都会向地主借二三斗粮食，以度饥荒。

祖父弟妹七个...

1950年代中，席卷全国的反右，父母没有被波及。母亲生性胆小，我印象中从未对时政发过言。但父亲在武都专区讲师团，给干部讲课，接触人很多，他能平安无事，我多少还是有点奇怪。我不知道当年父亲如何度过反右前的“引蛇出洞”和“阳谋”。或许，父亲认为党就是很好，没有什么意见可提；或许，“三反五反”打老虎的教训，令他心有余悸，噤口不言。

母亲对反右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同事因为一句话被打成右派。当时母亲在武都专区食品公司储售科工作，搞统计的同事金某某（满族人）有天拿了张报纸说：储安平在《光明日报》上说，现在是“党...

西和的两年多，是父母一生中相对快乐轻松的时光。父亲工资18级，每月99元；母亲21级，每月57元，父母、和平、外婆及舅舅，全家五口生活，绰绰有余。

父母共同生活时间在不断增长，原生家庭对父亲的负面影响及父亲性格中的缺陷，也日渐显现。

父亲属于生活高度自律的人。很年轻时，父亲学了一套全身按摩操（练习时坐在床上，包括梳头、摩眼、摸耳、扣齿、捶背、搓腰、揉膝、搓手臂和腿脚等环节）。自打我有记忆，父亲每天入睡起床时都要做一遍，一早一晚，数十年从无间断，直到最后卧病在床没有气力，方中断。

我们小时...

“三反”中，父亲成了“老虎”，被撸去副局长职务，调回武都专区税务局。

在武都，父亲和母亲正式确立恋爱关系。母亲回忆，父亲对她非常关心，给她做棉花绒的衬衣。常常她回到宿舍，发现衣服兜里装满水果糖，她就知道父亲来过。

后来，中共对“三反五反”中存在的问题甄别，父亲政治上获得解放。组织又将他调往西和县税务局任副局长。父亲去了没多久，申请把母亲也调过去。母亲说，武都到西和，三百多里路，她骑着马走了一天半，才到西和城。途中还在车马店住了一夜。

西和居武都专区（即现在的陇南市）北端，处西秦岭南侧、嘉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