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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荐读】中国的债务是大问题么?| 不必担忧房产企业囤地

 
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的债务一直是全球投资界最为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会爆发类似于欧洲和美国的债务危机么?
 
中国的负债率高,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中国人都喜欢储蓄,因此投资和负债都高;还是由于中国人喜欢消费,因此进口和负债都高?亦或是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太大,从而导致其负债率也变得更高?
 
虽然中国经济整体的负债率非常高,但是这种高负债和美国“寅吃卯粮”式的高负债率完全不同。中国的高负债率主要源于非常高的储蓄率。多余储蓄的一部分通过出口消化,而另一部分则转化成投资(负债)。因此,中国爆发像2008年美国那样的次贷危机的可能性不高。
 
当然,负债高的原因不同,并不代表它就没有风险。中国目前的高负债率和日本的情况更加相似。比如中国北上广的房价上涨速度,让人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东京的房价变化。而中国某些地区浪费多余的基建(空城、空桥)也让人依稀看到了一些日本政府当年犯过的错误。所有这些“错误”的累加,都可能增加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中国面临的另一个更为长期的挑战,是人口的老龄化。随着社会人口平均年龄的增长,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非移民国家必须面对的大挑战。老龄化导致储蓄率降低,经济增长趋缓,而政府为了应付日渐庞大的医疗和养老开销,可能不得不扩大举债,通过不断增大的财政赤字来应付开销。在这方面,日本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前车之鉴”,值得我们思考,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阅读全文
 
 
大约是在9年前,我在浦东联洋地区租了一间公寓。房东是一位温州人,据他介绍,我所租的这栋楼大约有近一半的房子是被他和他老乡买走——他在这里有四套房产。他还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买一套,这里的房子将来总是会涨的。我当然知道房子会涨,但是由于囊中羞涩,一直没有把买房从计划转为行动。
 
但房价并没有因为我们囊中羞涩而停止上涨,在这9年间,联洋板块的房价涨了大约10倍。然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假如开发商没有把房子用做销售,而是继续囤地,那是不是更为划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房产价格上涨的利润都被买房客拿走。
 
事实上,市场上确实有着这样的房地产公司,比如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有媒体根据长江实业的2014年半年报,发现长江实业2014年预计完成的地产项目中,绝大多数的内地地产项目是在2005年前拿地。如长江实业预计今年完工的位于广东东莞的海逸豪庭项目第E1及E2期,实际上,该地块竣工时间一再调整,从最初的2001年一度拖至2017年,截至目前,该项目的开发面积只有三分之一。
 
在我看来,融资成本可能是一个关键原因。
 
房地产开发主要可以分为拿地、建筑施工和销售三个部分。如果房地产公司是通过招拍挂市场获得土地,那么它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支付土地出让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房产公司向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之后,就可以以该块土地向银行作为抵押,申请土地开发贷款;而开工建设之后,建筑公司往往会垫资。而在房屋预售制度下,开发商又可以拿购房者的钱来做自己的开发资金。换句话说,除了土地出让金之外,房产开发商盖房子几乎是不要钱的,纯粹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游戏。
 
为什么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能够做到慢开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融资成本便宜。作为一家有着数十年历史的房地产开发商,长江实业有着雄厚的资金实力,它主要依靠自己的资金,而不是通过银行贷款来进行房地产开发,更为重要的是,它在香港获得的资金成本远低于内地房企在国内银行贷款获得的成本。也正是如此,它才能够“慢工出细活”,能够获得土地上涨所带来的巨额收益。
 
但需要注意的是,长江实业的这种开发模式并不是谁都能学会,我们更经常见到的新闻是房地产企业受制于资金成本而将到手的土地易主。在一个严重受政策影响的房地产市场,绝大多数房地产企业所能作的就是快速拿地建房卖房,而不是像长江实业那样。这就像在10年前,尽管我知道联洋地区的房价会上涨,但是由于囊中羞涩却没法下手。
 
如果一个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的房产企业也是囤地捂盘,估计清算歇业是最后的下场。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大可不必对房产企业的囤地行为大为惊讶,因为金融市场会严格约束它们的行为。阅读全文
 
 
当地时间1月30日晚9点(北京时间31日上午10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国会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年度国情咨文,回顾了本届共和党政府履新一年以来的执政历程与竞选承诺的兑现状况,并提出了下一阶段的施政重点。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将投资1.5万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并重申了更新核武库、改订“不公平”贸易协定、加强边境与移民管控等方针。
 
“在过去一年,我们实现了了不起的进步和非凡的成就。我们直面已经预料到的和从来没想象过的挑战。我们分享了胜利的喜悦和艰辛的痛苦。我们经历了洪水、火灾与风暴。但历经所有,我们看到了美利坚美丽的灵魂和钢铁的脊梁。
 
“我们将一起建设一个安全、强大且骄傲的美国。自选举以来,我们创造了两百四十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仅仅是制造行业就新增了二十万个岗位。非常了不起。而且,在多年的停滞后,现在我们终于看到工资水平开始上涨。失业率达到了45年以来的新低。
 
“另一件让我非常自豪的事情是,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同样处在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小企业的信心在历史上从未达到如此高的水平。短短一段时间内,股市交易屡创新高,创下8万亿美元的纪录,甚至更高。
 
“对美国人民来说,好消息是,401k计划、退休金、养老金和大学储蓄金都在不断上涨。正如11个月前我向美国人民所做出的承诺,我们已经实行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和改革。
 
“我们将营业税税率从35%降低到21%,这样美国公司就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竞争。据估计,仅这些变化,家庭平均收入就会增加超过4000美元,这可是一大笔钱。小企业也获得了大规模减税,现在可以扣除20%营业收入。
 
“美国也终于开始淘汰几十年来牺牲我国繁荣、带走了我国企业、工作岗位和财富的不公平贸易条约。我们国家曾经失去了的财富,我们现在正迅速夺回。经济退让的时代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我们期待更加公平的贸易关系——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关系必须互惠。
 
“我们将致力于修订不好的贸易条约,洽谈新条约,这些新条约将是良好的,将是公平的。同时,通过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规范,美国工人及美国知识产权将得到保护。
 
“我们在重振工业的同时,也在重振我们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美国是一个建设者的国家。我们仅仅在一年之内就建造好了帝国大厦。所以当建造一条简单的道路需要花费十年时间取得许可,这难道不就成为了一件极为不光彩的事情么。”阅读全文
 
笔者平时也会写一些文章,深知原创不易,内心鄙视洗稿者,但作为法律工作者,亦知洗稿行为充分利用了知识产权保护要兼顾公众利益的制度软肋,维权洗稿殊为不易。我们就谈谈洗稿涉及的一些法律问题。
 
为什么洗稿之后,侵权的内容可以变成不侵权或者维权很困难呢?因为所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先天都有一个软肋,给予知识产权创作者保护的时候也要兼顾社会公众的创作自由。有时候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个介于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公众利益之间的灰色地带。
 
这个制度一方面可以给创作出优秀作品的作者以保护,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因保护范围过大而限制了社会公众的创作自由。但洗稿者们看到了这个制度的软肋:既然创意层面的很多东西不受保护,那我就抄袭创意。
 
这么说来,洗稿者就没人可以治了吗?虽然现行《著作权法》的侵权认定标准确实存在软肋,但较真的原创者去维权也不会全无希望,因为《著作权法》的司法适用标准也在随着时代进步,法院在司法审判中也不断尝试保护鼓励原创,遏制不劳而获者。
 
简而言之,洗一篇稿子别人维权很难,但洗得太多,就有可能穿帮了。阅读全文
 
 
2017年10月2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用果蝇揭示生物节律机理的三位美国科学家Jeff Hall,Michael Rosabash和Michael Young。生物学家们纷纷庆祝,尤其是生物节律领域内的更是欢欣鼓舞。只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此前一周,也就是9月27日,国际顶级期刊Cell刊登了一份与生物节律研究相关的撤稿声明[1]。这篇文章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我旁观的这次顶级期刊撤稿,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
 
撤稿文章的通讯作者Patrick Emery,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Michael Rosbash实验室做过三年多的博士后研究,2001年起在美国麻州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edical School)神经生物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目前是终身教授,并担任该系副主任。
 
我2008年夏天从中科院博士毕业之后,进入Patrick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2014年底到内华达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因为我跟上面撤稿文章(Tataroglu  etl al 2015)的第一作者Ozgur Tataroglu在Patrick实验室有过近4年的重合,所以作为旁观者的角度经历了事件的整个过程。
 
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开始一一浮现。先是新生无法重复Ozgur论文中的关键体内数据。开始Patrick怀疑是新生毕竟接触实验较短,换了实验室一个高年级的学生重复,仍然不能得到论文里的类似结果。彼时我虽然已经离开实验室,但偶尔的电话交流已经开始感觉到Patrick的焦虑。关键数据不能重复,Patrick第一时间想到了应该发起调查。于是他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到实验室调查各种原始资料,最终发现Ozgur篡改原始数据的铁证。
 
Patrick向系里、学校报告了这件事情之后,麻州大学医学院迅速成立了一个四个人的调查委员会,为保证调查的独立性,Patrick所在的神经生物学系教授不能参与。2016年12月,也就是该文章发表一年以后,麻州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调查小组的电话会议,但要我保证不能告知Patrick相关内容。本文写作时调查已经水落石出,相信公开部分内容也无伤大雅。
 
事实上,Patrick在领域内有着非常好的口碑,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家,平时实验室所有人的原始数据他都要亲自查看,提出意见,但因为他对Ozgur的过分信任(实际上直到论文撤稿时,Patrick仍然认为Ozgur非常聪明),最终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调查结果也如撤稿声明中所说,“实验室其他成员不能重复该论文中部分关键数据,一作Ozgur存在篡改数据行为”。
 
再见到Patrick,已经是2017年7月底,在佛蒙特州举行的一个生物节律领域的高登会议(Gordon Conference)。
 
我们两个作了四天的室友,问起事情的进展,Patrick对我说这是他参加的最尴尬的一次会议,因为Cell还没有最终撤稿,导致他见到同行无地自容,“觉得自己像小偷一样”。更令他尴尬的是,会议间歇,前博士后导师Michael Rosbash当着好几个人面问他为什么还没有撤稿,需不需要他向Cell编辑部催一催。事实上,学校的调查一结束,Patrick就主动向Cell提出撤稿请求,但因为事关重大,Cell在经过各种调查确认之后才在2017年9月刊出撤稿声明。
 
科学探索是不断解决问题、探究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蜿蜒曲折,再加上科学家的认识局限和主观偏好,其中出现偏差错误也在所难免。不光研究过程考验一个科学家的严谨与细致,研究论文发表之后,发现错误之后的自我修正也尤其能体现科学家的科学品格。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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